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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期待的，无非是与另一个人的共鸣和一个温暖的怀抱，为什么得到的却总是难堪？

从外科手术、化疗、放疗，到靶向药、免疫药，人类对抗癌症的手段和工具不断丰富，患者的生存时间也随之延长。但医生发现，一种新的药物研发出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触碰到“天花板”。患者不得不接着求药，研究者必须继续突破。2024年，一款中国企业研发的免疫药依沃西，在一项特定的晚期肺癌临床试验中，数据表现超过了“K药”，引起业内震动。跨国药企默沙东研制的“K药”（帕博利珠单抗）一直是肿瘤免疫治疗的标杆，有全球“药王”的称号。依沃西为什么能打败它？对抗癌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1993年，中国大陆第一家情趣用品商店在北京开业。30多年过去，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情趣用品从最初男性视角主导的市场，逐渐演变为女性消费者、女性情趣用品占据市场主导份额。女性产品通过功能、设计、理念等革新，从“去情色化”、标签化，慢慢走向阳光、普通的日常。 这是一个与无数人的欲望、情绪有联结的行业，也影响每个从业者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医药研发多是针对药企母国的疾病特点——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健康，不能全靠进口创新药，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创新药崛起的起点。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底子薄，“缺医少药”曾是几十年的困境。生物医药作为一个典型的高科技领域，崛起犹如空中起跳。它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后，从代工积累经验，依靠规模化和技术迭代把成本降到极致的故事。它依靠的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计划，特别是专利保护、药审药监、资本闭环，以及高技术人才的回流。这是一个21世纪中国的创新药如何崛起的故事。

“说起来，自由的浪漫之爱，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例外。”

今天，人们进入亲密关系的方式已经和过去很不一样。恋爱、婚姻和性的发生顺序不再只有一种，身体自主、性别平等也越来越被强调。但与此同时，性羞耻、贞洁观念、对男女不同的性期待等问题并没有消失。新的生活方式、话语体系，正在和旧观念发生碰撞，让不少年轻人在面对自己的身体和关系时感到无所适从。 这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在教学和咨询中观察到的。她长期研究家庭和亲密关系，2020年开设“爱情课”后，她发现许多看似和性无关的情感问题，如果继续追问下去，都会触碰到性。她意识到，性是理解当下亲密关系变革的一条入口，它也能成为解决关系问题的一个具体可以落脚的地方。 沈奕斐今年出版的新书《亲密由我：给成年人的性教育课》，就是从这些来访者的现实困惑出发的。她结合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咨询个案，试图回答：当旧规则尚未退场，新的“性脚本”又没有形成，人该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确认自己的边界，并和另一个人慢慢建立适合彼此的相处方式？

在性咨询师的工作室里，藏着许多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有人因为自己的性表现耿耿于怀，有人拥有丰富的性知识却始终无法享受性，也有人甘愿独自解决需求，也不愿在最亲密的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

2025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者联合开展的第二次“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发现，即使有伴侣，“00后”的性活跃度仍低于“80后”和“90初”。另一项变化发生在短期性关系中：2020年，受访的18至25岁年轻人中，约20%的男性和17%的女性有过“一夜情”经历；2025年，同一年龄段受访者中的比例分别降至约8%和4%。 这些变化与我们对当下生活的直观印象形成了反差。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性、欲望和亲密关系的表达随处可见。通过手机，无论是寻找恋人还是短期伴侣，人们可以接触生活圈之外的陌生人。看起来，性的环境正在变得开放，但年轻人的性生活，似乎并没有随着交往条件的便利而变得更活跃。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性并没有因为观念的变化而成为一件可以轻易从亲密关系中剥离出来的事情。相反，当个体生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人们对关系本身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期待和迟疑同时增长，亲密关系和与之相关的性，都变得无法轻易企及。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性逐渐从传统婚姻、生育和道德规范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空间。人们越来越可以公开谈论性、追求性愉悦、表达欲望。但与此同时，一些调查发现，人们的性行为并没有随着性观念的开放而持续增加，甚至在某些人群中出现了下降。为什么我们拥有了更多谈论性、选择性的自由，却未必能获得高质量的性？一种本能的欲望在因何改变？

人类可以不发生性行为，也可以独身，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建立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还能感受到对另一个人的好奇、欲望、信任和依恋？

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叛逆音乐，于我而言是迷幻电子和美国民谣。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摇滚乐，这个词的外延太广了，几乎可以代表任何一种叛逆之声。

清醒着感受自己的快乐，清醒着感受自己的不舒服，清醒着做自己。这是我对“撒点野”的粗浅理解。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录制的新专辑叫什么名字。

“辽阔”，用这个词形容崔健，文法老师一定会指摘说——“用词不当”，但它却是我此次见到崔健，对他的最深刻印象，是我幡然感到悔悟的最强烈感受。

SCHOOL在五道营胡同开了16年，门脸很小，一走进小院儿，就能感受到躁动的摇滚气息。“如果从1986年算起，中国摇滚走了40年，而我正好完整地参与了后20年。前20年，我在台下看故事；后20年，我进了这个行业，开始写故事。”SCHOOL的创始人之一刘非说。

在AI时代，人类显得无所不能又无能为力，一切似乎都是娱乐行业，乐迷变成了消费者，我们变成了服务工作者。服务好艺人、服务好用户，这看起来一点都不酷。

我觉得迷笛音乐节为中国摇滚生态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现场演出的渠道，让乐手有了收入的可能，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摇滚乐死了”这个话题过去一直是“狼来了”的故事。如今，“狼”真的来了。

老一辈不去北京也许就没有出路，因为最好的资源、厂牌、演出、圈子、人脉都在那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你好像不需要去什么文化中心了，一切都在去中心化，成都这样的城市，同样可以有与世界体系接轨的机会。

我知道这样简单的歌词、不复杂的旋律、明亮气氛的大调，然后一直重复，就是大家喜欢的。但这样的歌有几首就够了，我想做更自我的东西。

我所有的创作都来自生活。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全在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内心的变化，你要表达出来。但我怀疑大家知道什么是生活吗？